——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纠纷调查（二）

七月的坠亡事件将赛格国际购物中心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喧嚣之中，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被反复提起：这家年销125亿元、稳居西部第一的商场，到底靠什么走到了今天？

答案要回到25年前那条烟火鼎盛的雁塔路去找。

一、电脑城里种下的基因

2000年1月16日，赛格电脑城在雁塔路中段8号开业。那是一栋烂了16年的楼——北方大厦，卡在南二环与雁塔路十字路口，是西安城市容貌的一块疤。刘耀文和赵贵投资1亿余元接手，改造成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共18层的 IT 卖场。这个决定当时看冒险，事后看精准：雁塔路高校云集，政企采购需求旺盛，27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每天6000余车次停靠“赛格电脑城站”。赛格开业后，业内评价它“造就了雁塔路电子一条街发展的拐点”，把分散在全城的 IT 零售拢到了一起，雁塔路就此成为西北的 IT 集散中心，人称“西北中关村”。

但真正让赛格从众多电脑城中跑出来的，不是位置，而是一套后来被反复引用的管理模式——“市场化经营，商场化管理”。

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当时的电子市场是什么样？环境脏乱，价格欺诈横行，售后基本看老板心情。消费者进电脑城像进雷区。赛格的做法是：商户还是独立经营主体，自主定价、自主进货，但物业、秩序、品质管控、服务标准由商场统一来管。说白了，把集贸市场的灵活性和现代商场的规范性捏到一起。2005年，赛格电脑城通过了 ISO9000国际认证，是西部唯一拿到这张认证的专业 IT 卖场。

和这套管理模式配套的，是一句今天看来颇有意味的经营宗旨——“以情系商，奉客为友”。核心理念叫“赛格的成长，源于商家的成长”。当时的赛格把商户当作成长伙伴，提出“联动上游厂商、打造优质平台、服务终端客户”，一边替商户对接品牌资源，一边用严格的品控和售后体系保护消费者。

这套打法的成效写在数字里。2000年开业首年销售额5000万，2004年涨到15亿，2009年40亿。鼎盛时期，赛格电脑城占西安 IT 零售市场60%以上份额，聚集上千家商户，日均客流数万。在全国10强电脑商城中排第五，综合竞争力排第一。

2025年6月，赛格电脑城与产权方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北兵工部的租赁合同到期，正式闭店。原址将改建为兵器工业西北科创中心。25年，一个时代落幕了。

但赛格电脑城留下的东西，远远没有落幕。

二、一脉相承的是什么

2013年10月1日，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在小寨开业。从 IT 卖场到购物中心，跨了赛道，但底层逻辑没有换过。

最直接的传承是“商场化管理”。电脑城时代，这套模式要解决的是“散乱差”；到了购物中心时代，它升级成了一套更精密、也更强势的管控体系。赛格国际对品牌入驻实行“选商”而非“招商”——想进来，先提供连续3年销售数据。进来之后不是一劳永逸，连续3个月销售额排在同品类倒数5%，就可能被劝退。据公开信息，赛格每年更新淘汰300多个品牌。2025年至少做了3次大规模业态调整，调改面积15000平方米，淘汰了12%的低效品牌。

对比一下电脑城时代的“以情系商，奉客为友”，变化是明显的。那时的商户是“成长伙伴”，现在的商户更像是需要持续证明自己价值的“临时合作方”。调改频率也在加码——行业惯例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赛格把它压缩成“一年一小调、三年一大调”。2024年，B2、B1和5楼同时大面积围挡调改。B1层换了 UNDEFEATED 西安首店、MAIA ACTIVE 首家 Leggings 研究所等新品牌，5楼从名品女鞋区整体翻盘成休闲运动和户外功能服饰区，B2层引入一批设计师品牌和买手店。

第二个传承是重资产自持。电脑城虽然是租赁改造，但投了1亿多元把烂尾楼全面翻新，标准拉到星级酒店级别——美国特灵中央空调、三菱原装电梯、日立扶梯、花岗岩地面。到了购物中心，赛格走得更远：总投资超30亿元，自持25万平方米核心物业，是西安最大的商业单体。这个选择代价极大，但回报也极大——自持物业意味着没有租金上涨压力，业态怎么摆、品牌怎么换，全由赛格说了算。想在西安核心商圈复制一个同等体量的自持物业，光地价和建设周期就够后来者喝一壶。

第三个传承是场景驱动流量。电脑城时代，赛格靠“星级酒店标准装修加严格产品分区”在同行的简陋环境中杀出差异化。到了购物中心，这招被推到了极端——50米长的亚洲第1室内扶梯、400平方米的全球最大室内景观瀑布、2000余车位的全球最大楼顶阳光停车场，号称“赛格三奇”。这部扶梯由蒂森克虏伯制造，长度超过日本第1扶梯；楼顶停车场层层绿化、自然采光，被网友称为“强迫症患者的福音”。赛格还配了8K 穹顶 LED 天幕、5楼黑天鹅萌宠区，整体62部扶梯加17部垂直电梯，外加西部首家冰蓄冷恒温恒湿空调系统。

本质上，赛格在两个时代做的是同一件事：用远超同行的硬件投入制造场景奇观，把“买东西的地方”变成“必须去一趟的地方”。电脑城时代靠装修碾压同行，购物中心时代靠物理奇观碾压同行，逻辑一以贯之。

效果也一以贯之。赛格国际2016年就进了中国商场业绩十强，2017年58.5亿元排全国第7，2021年破百亿，2025年125亿元，全国第11、西部第1。日均客流15万到18万，节假日峰值超45万，年客流突破8000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百亿商场俱乐部里，赛格是极少数不靠奢侈品撑场子的大众综合商场——2025年它以125亿领先西安 SKP 43亿，而 SKP 走的是典型的高端百货路线。

三、成功背后的阴影

但每一种成功都自带代价。

赛格的强势管控体系是百亿业绩的引擎，也是商户怨气的源头。严格筛选、末位淘汰、全面掌控销售数据、统一结算与奖惩、高额违约金条款——这套制度确保了商场整体品质和竞争力，也让商户在博弈中天然处于弱势。

这不是新问题。2015年，赛格清退6楼商户“上水埠阳光川菜”就引发过舆论风波。商场启动强制清场，历时6天，期间双方多次爆发肢体冲突，多次报警，女店主此后长期多方维权。那一次，赛格的强势地位没有被动摇分毫。

2026年7月1日的坠亡事件，是这根弦绷到极致后的断裂。利和商贸法定代表人严某在赛格经营商铺，此前因“拆单套券”被赛格处以1145.6万元违约金。据赛格公告，2020年疫情期间商场自掏4.2亿元搞店庆补贴，严禁拆分订单套取优惠券，核查发现严某旗下4家门店存在大量拆单行为，核销店庆券693万余元，其中违约套券606万余元。严某家属则称，罚款导致货款数月无法结算，经营举步维艰，2026年6月30日又突然收到场地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通知。

赛格在公告中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严某5月25日就曾翻越中庭护栏意图轻生被救回，近年来经营情况不佳，在其他商场的门店长期亏损，还背负大额债务。商场称近一个多月多次安排专人面谈，但对方以身体不适、严重抑郁症为由未能实现当面沟通。

雁塔区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商务、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不管最终结论如何，这起事件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当一家商场掌控着绝对流量、绝对结算权和绝对规则制定权，场内上千家商户依附其流量生存，这种共生关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有行业评论说得直白：依托海量客流，商场永远不缺备选入驻品牌，久而久之便将商户视为“随时可弃的耗材”。当共生关系异化为不对等的管控与依附，百亿业绩的光环下藏着结构性的脆弱。

四、自营进击：平台正在变成竞争对手

如果说末位淘汰和高额罚则是“管”的问题，那么赛格近年加速布局的自营业务，则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平台开始自己做生意，它和商户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管理与被管理，而是竞争。

赛格的自营之路不是一天铺开的。最早是一楼的国际高奢自营店，LOUIS VUITTON、PRADA、BURBERRY、DIOR 等品牌以自营形式经营，这拉开了赛格自营的序幕。然后是七楼的自营餐饮——花粤粤菜、喜尚鲜海鲜水饺相继亮相。2024年7月，赛格自营超市 SAGA 鲜食馆试营业，从农场果蔬到面包烘焙都推出了自营品牌产品，被网友评价为“盒马加胖东来的结合版”，简称“赛东来”。

赢商网在报道中明确指出，赛格正在“不断深化布局项目的自营之路”，并将其定位为存量时代打破行业同质化的路径之一。赛格采取的是“自营加租赁”双轮驱动模式，年租金加联营收入超过60亿元，70%以上品牌年销售额达千万级。

但赛格并不是唯一走这条路的。卖场从平台走向自营，几乎已经是全行业的惯例。

盒马就是最典型的样本——最早也是做平台卖别人的货，流量起来之后不甘心只为他人做嫁衣，开始大举推自有品牌。据公开报道，2022年盒马自有品牌销售占比已达35%，X 会员店占比约40%，奥莱店占比40%、长期目标70%。2023年10月，盒马启动“折扣化”变革，精简 SKU、5000多款商品降价，一些品牌商对此并不认可甚至断了供货。盒马 CEO 侯毅当时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做零售的没有定价权，不是天大的笑话。”大量第三方品牌的货架空间被自营产品挤占，商户利益受损，有的被迫离场。赛格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只不过盒马是商超，赛格是购物中心，场景不同，逻辑一致。

问题在于，自营业务每扩张一步，就可能在某个品类里与自己的租户形成正面竞争。自营餐饮开在七楼，同层和邻近楼层就有大量租赁餐饮商户。自营超市 SAGA 鲜食馆开业，而商场内本就有其他食品零售业态。一楼高奢自营店经营 LV、PRADA 等品牌，这些品牌在其他商场通常以品牌方直营或代理模式入驻——赛格选择自营，意味着它替代了品牌代理的角色，利润不再外流，但品牌方与商场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构也随之改变。

从商业逻辑上看，自营是“商场化管理”的自然延伸。电脑城时代，赛格统一管理但不参与经营；购物中心时代，它先是强势管控商户经营，现在开始直接进入经营本身。平台既做裁判又下场踢球，这在商业地产领域并非赛格独有，但赛格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管控力度本就远超同行，自营业务的加入让这种不对等关系多了一层竞争性的紧张。

这是否已经成为赛格的主要策略和重心？从现有公开信息看，“自营加租赁”的双轮结构中，租赁联营仍是收入主体，自营更像是战略加码而非全面替代。但趋势是明确的——从高奢零售到餐饮再到超市，自营的品类版图在持续扩大，而且都选在了商场内最具流量价值的楼层和品类。这不是试水，是有方向的布局。

五、赛格在意这种矛盾吗？

从公开行为看，赛格对商户关系的紧张并非毫无察觉。2020年疫情期间，商场自掏4.2亿元搞店庆补贴扶持商户，说明它清楚商户的生存压力与商场的繁荣是一体的。刘耀文在2019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番话，语气比外界想象的坦率：“做企业每天都在犯错误，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自省、时刻改进，就像戴明先生所讲的，每天进步一点点。”谈到赛格的未来，他说：“任何项目都有一个项目周期或者叫生命曲线。赛格商场的未来，会不会衰败？我想，即便衰败也是正常的，但该辉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让这种辉煌延续更长的时间。”

但自省是一回事，制度惯性是另一回事。赛格的整个商业模式——自持物业、垄断流量、强势管控、末位淘汰、自营进击——在过去12年里创造了一路逆势增长的业绩曲线。从商业效率的角度看，这套体系运转得极为成功。每一次调改、每一次淘汰、每一次罚则执行，都是在为“保持新鲜感”和“维持竞争力”服务，而结果确实是125亿元的年销售额和西部第1的行业地位。

问题在于，当一套体系被证明有效，它的执行者会倾向于加强而非放松。赛格的管控力度在过去10年间是持续加码的——从“三年一小调”到“一年一小调”，从“以情系商”到“末位淘汰”，从纯平台运营到自营下场竞争。每一次加码都有合理的商业理由，每一次加码也都在收窄商户的腾挪空间。商户在赛格经营，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房东，而是一个掌握着流量入口、结算渠道、规则制定权，并且越来越倾向于自己做生意的全能型对手。

刘耀文在2026年4月的商业地产行业论坛上讲了赛格“只做一家店”的战略哲学：集中所有精力，把这一家店打造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业体。他还说赛格追求的是“相对第一”，“龟兔赛跑，宁做乌龟，不做兔子”。

专注单店、做到极致，这是赛格成功的密码。但“一家店做到极致”的另一面，是这家店里的每一个参与者——600多个入驻品牌、上千家商户——都要服从于这个“极致”的定义权。而这个定义权，始终握在赛格手中。

赛格在意商户的矛盾吗？也许在意。但在意是一回事，愿不愿意为了缓解矛盾而放慢自营进击的步伐、放松管控的力度，是另一回事。至少到目前为止，公开信息中没有迹象表明赛格打算调整这条路线。125亿的业绩，是对这套体系最有力的背书，也是最沉重的惯性。

2025年10月，赛格电脑城在雁塔路闭店。那栋烂尾楼改造的 IT 航母完成了25年的使命，原址将变成兵器工业的科创中心。但在小寨，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依然人潮涌动，50米扶梯上站满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室内瀑布的水雾在灯光下升腾。

从一个烂尾楼到另一个烂尾楼，从 IT 卖场到购物中心，赛格走了一条漂亮的路。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目前没有人能给出答案。联合调查组还在核查纠纷细节，商户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有一个事实已经清晰：赛格的商业成功不是偶然，它的争议也不是偶然。两者同源——都长在那条叫“商场化管理”的根上，只是这棵树长到今天，有些枝丫已经开始遮住树下人的光。

【合集】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纠纷调查（更新中）

（一）赛格迷局：百亿商场背后的股权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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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纠纷调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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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坠楼

2026年7月1日，正午12点10分。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全球最大的室内景观瀑布前，一声巨响。

一名男子从高处坠落。商场工作人员很快赶来清理花池旁的树枝，用布盖住花池。大约十分钟后，警察抵达现场。

坠亡者叫严鹏，陕西利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他在赛格经营四家运动品牌门店——耐克、阿迪达斯、彪马、斯凯奇，分布在商场负一楼和五楼，是利和商贸所有门店中营收最大的四个。辉煌时期，这四家店单日营业额能做到数十万元。

7月2日，西安市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发布通报：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调查走访，排除刑事案件。

但坠亡背后的商业纠葛很快浮出水面。据公开信息，利和商贸此前因员工存在“拆单套券”等销售行为——即拆分订单以套取商场促销补贴——被赛格处以1145.6万元违约金罚款。这笔罚单导致货款数月无法结算，货也进不了场，资金链断裂。严鹏被迫与商场谈判，但长期拉扯未果。家属和商户透露，严鹏今年5月已有轻生举动，悲剧发生前一天仍在协商纠纷。

坠亡事件引爆了积压已久的商户不满。大量商户在社交平台集中控诉赛格的经营模式：进场需缴纳50万元保证金，装修投入七八十万，未开业即百万资金被套；商场单方面强制全场五折促销，以不续租胁迫参与；货款结算周期3至6个月；日常管控近乎苛刻，货品摆放、门头灯箱亮度不合规即处高额罚款，有商户单月被罚三万余元；若申请撤店，合同约定全额没收押金，装修设施不得拆除。当地迅速成立由市场监管、司法、公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然而，商户维权的声浪尚未平息，另一枚炸弹引爆了。7月3日，陕西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林孙忠手持身份证，发布实名举报视频，直指赛格集团负责人赵贵、刘耀文涉嫌职务侵占等多项经济犯罪。两条视频合计点赞量近60万，两天播放量突破百万。

一桩纠缠十余年、涉及百亿资产的股权纠纷，由此彻底进入公众视野。

这起纠纷牵涉土地合规、股权治理、司法程序、破产法律等多个层面，赛格又是西安极有影响力的企业，秦腔汇对此进行了深入查证。需要说明的是，赛格方面目前仅对林孙忠的全部指控予以笼统否认，尚未就最新举报内容作出详细回应。本文所引用的事实均来自公开报道、裁判文书及林孙忠单方陈述，指控内容暂未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此为第一篇报道，随着事件发展和更多信息披露，秦腔汇将持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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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寨之王

要理解赛格，先要理解小寨。

小寨位于西安中轴线上，地处雁塔区，地铁2号线与3号线在此交汇。北起南二环，南至纬二街，东至翠华路，西至朱雀大街——这片区域是西安城南的商业心脏。周边聚集着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音乐学院等多所高校，学生消费群体庞大。2011年，小寨商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城市商圈发展论坛”上被评为首批“中国重点示范城区商圈”，与北京王府井、南京新街口等全国15个城市的21个著名商圈齐名。2019年，随着钟楼商圈因东大街改造而衰落，小寨正式接过“西北第一商圈”的桂冠。2021年，小寨商圈日均人流量达50万人次。

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就坐落在小寨十字东北角，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商业面积18万平方米，地上七层、地下两层，楼顶阳光停车场4层约5.6万平方米。亚洲第一长扶梯、室内景观瀑布、巨型楼顶停车场——这三件“法宝”让它成为西安地标级商业体。

赛格的业绩更为惊人。公开数据显示，2013至2014年销售额10.5亿元，2015年20亿元，2016年45亿元，2017年58.5亿元，2018年70.86亿元，2019年85亿元，2020年95亿元，2021年突破100亿元。中国商业联合会2025年6月数据显示，赛格2024年销售额130亿元，在中国商业零售百强中排名第46位。联商网统计数据显示，赛格2025年销售额125亿元，位居全国第十一、西部第一。林孙忠在举报材料中提及，2021至2025年商场累计营业额近580亿元。

但这座百亿商场的地基，建在一块存在先天法律瑕疵的土地上，而它的股权结构，则埋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战争。

不过，在展开纠纷梳理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赛格在商业运营层面的成就。赛格的前身是赛格电脑城，与北京中关村的鼎好电子城、海龙大厦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那是中国 IT 卖场的黄金年代。但当电商冲击来临、全国电脑城纷纷衰落之际，赛格的转型之路走得远比同行成功。鼎好2016年关闭卖场转型写字楼，海龙2016年停业改造，而赛格则在2013年华丽转身为综合购物中心，此后营收逐年攀升，十年间从10亿做到130亿。这种从 IT 卖场到百亿级购物中心的跨越式转型，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成功案例。赛格的招商能力、业态组合、动线设计、营销策划，在商业地产圈内有口皆碑。它不仅是西安的城市名片，也是中国商业零售领域教科书级的转型样本。无论股权纠纷的是非如何，赛格运营团队在商业层面展现出的专业能力和市场嗅觉，是应当被正视和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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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块前史：长安大学的“科技综合楼”

赛格国际购物中心所在地块，至今仍属长安大学所有。

长安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这块地是国家无偿划拨的教育用地，按法律规定只能用于教学科研和高校科创配套。2007年，长安大学拿到教育部批复，对“校本部西院科技开发综合楼”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对外招标名称明确为“科技开发综合楼”——定位是服务高校科研配套。

浙江商人林孙忠控股的陕西浙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乐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与长安大学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模式是：浙乐公司以预交租金方式全额出资建设，建成后长安大学将物业租给浙乐公司经营，浙乐公司享有固定年限的物业经营使用权。土地权属和性质依然归长安大学所有，不能私自变更。

这块地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它地处小寨十字核心位置，地铁2号线和3号线在此交汇，周边数所高校带来稳定客流。西安地铁2号线2011年通车，3号线2016年开通——赛格恰好赶上了地铁红利的最优时间窗口。用“寸土寸金”来形容并不夸张。

但这里有一个从项目诞生之初就存在的法律问题：教育划拨用地能否用于大规模商业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擅自出租，需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补缴土地出让金后方可出租。

换言之，高校对划拨教育用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擅自改变用途或将土地长期出租用于商业经营的权利。若出租房屋用于非教育用途（如商业零售），必须先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经教育主管部门、自然资源部门、规划部门层层审核审批，对应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企业足额补缴商业属性土地出让金，最后完成不动产用途变更登记。四项环节缺一不可。

赛格项目的实际情况是：建成后实际用途从“科技开发综合楼”变成了涵盖零售、餐饮、休闲娱乐、影院等业态的大型购物中心，与教育配套的关联性极为牵强。土地至今没有依照法定完整流程转为商业出让用地，也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用途变更登记手续。房产信息平台对此标注明确：“赛格因土地为长安大学教育用地，目前没有任何房源出售，且教育用地不能入市交易，赛格国际中心商铺不能买卖，只能出租。”

赛格与长安大学签订了物业使用及租赁协议，每年向长安大学支付约200万元承包费。一座年营收百亿的商业体，以每年200万元的成本使用国有划拨教育土地。小寨同区位商业用地的土地出让价值高昂，市场上长期存在国有土地资产是否流失的讨论。

截至目前，该地块土地使用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暂无主管部门出具的最终调查定论。是否构成违法改变土地用途，需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正式行政认定文书。若后续查实存在擅自改变划拨土地用途的违法行为，相关责任主体可能面临责令停止违规商业使用、限期整改、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

这场商业纠纷的根源，与地块先天的土地使用模式瑕疵深度绑定——正是因为土地性质无法合法变更，导致项目所有权与经营权被迫分离，为后续的股权争夺和资本操作埋下了制度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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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孙忠入场：浙商中标，为何引入赛格

林孙忠，浙江乐清人，2003年来西安创业。2004年，他成立了陕西浙乐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以百货批发零售为主。公司成立时林孙忠占股60%，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另有两名分别持股20%的股东。林孙忠同时还是西安忠伟置业、西安鑫邦投资等多家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深耕西安商业地产十余年。他还是陕西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在陕浙商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7年长安大学项目招标时，林孙忠中标。

项目整体规划投入约2.3亿元。据2022年华夏时报报道，项目烂尾时负债达9886万元。林孙忠称项目进展缓慢是由于西安地铁出入口建设导致——地铁2号线和3号线在小寨交汇，出入口施工确实影响了项目地块。但赛格方面则称是浙乐公司缺资金、缺实力导致项目推进不力。

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地铁施工确实是客观因素，但项目负债近亿元、停摆三年，也说明浙乐公司的资金实力确实难以独立支撑。项目烂尾后，浙乐公司另两名各持股20%的股东渐生退意。

此时，西安赛格商贸有限公司主动找上了门。

赛格商贸成立于1998年，早期在西安经营赛格电脑城，已具备成熟的商业地产运营经验。据2022年华夏时报调查，赛格商贸早期为赛格集团（持股98%）控股子公司，赛格集团成立初期大股东为“西安西飞实业总公司铝合金门窗制造厂”（持股42%），该厂法人、受益人均为赵贵。赵贵与刘耀文均来自山西阳泉，是赛格商业帝国的核心缔造者。刘耀文曾担任赛格商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赵贵曾任监事。

赛格商贸提出入股浙乐公司、双方共同开发长安大学综合楼的方案。2010年8月，交易完成：浙乐公司两名持股20%的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赛格商贸，林孙忠也拿出11%股权转让。赛格商贸以51%股权成为浙乐公司控股股东，林孙忠保留49%。

林孙忠为什么愿意让出控股权？ 综合各方信息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项目已烂尾三年，负债近亿元，急需资金注入；第二，另两名股东要退出，林孙忠需要新的合作方接盘；第三，赛格商贸在西安有成熟的商业运营经验（赛格电脑城的成功先例），能补足浙乐在商业运营方面的短板；第四，项目本身因土地性质限制无法对外销售（只能出租），需要一个有运营能力的合作方来把项目做活。

但这个决定，在事后看来，可能是林孙忠商业生涯中代价最大的一次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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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易主：从合作到架空

2010年8月23日，赛格商贸与林孙忠签订《浙乐商贸后续经营事宜协议书》。这份协议约定了双方合作的基本框架：

• 浙乐公司负责长安大学综合楼的开发业务；
• 大股东赛格商贸负责解决项目建设投入，二股东林孙忠的出资由赛格商贸以无息借款形式垫付，林孙忠以项目建成投用后的分红款偿还；
• 项目建成后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共同委托赛格商贸下属的专业经营管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 所有收入归浙乐公司享有，股东按持股比例分红；
• 林孙忠出任浙乐公司总经理，负责总协调和监督工作；
• 财务人员每月需向股东会提供财务报表，每年聘请中介机构审计。

从纸面看，这份协议对林孙忠是有利的：他保留49%股权、出任总经理、享有财务监督权、收入归浙乐公司后按比例分红。但实际执行中，几乎每一条都走了样。

签约当天，浙乐公司召开第五次股东会议。赛格商贸委派的肖黎被选为浙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林孙忠并未如约定出任总经理。据大众网·海报新闻报道，在林孙忠签字盖章的相关任职文件上，“兼经理”三个字是手写的，除时间、签名等必要信息外，只有这三个字是手写的。林孙忠从未获得过浙乐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权，更谈不上“总协调和监督”。

2011年9月，赛格商贸的关联公司“西安赛格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运营公司”）成立。赛格运营公司的大股东为陕西东升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70%），二股东为西安赛格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而这两家公司均为陕西中淼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淼工贸同时参控股过赛格商贸与赛格运营公司，两家公司关联关系极其紧密。2017年5月，西飞铝门厂退出赛格集团时，东升置业作为参股股东进入——赛格系的核心控制人始终是赵贵。

2011年间，长安大学与赛格商贸、林孙忠共同或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再次明确：长安大学提供建设用地并拥有项目产权，浙乐公司负责投资和组织项目建设，享有20年项目经营管理权和投资收益权。

项目加速推进。赛格方面对原有建筑规划做了大幅调整——原本定位服务高校科研配套的综合楼，被改造成涵盖零售、餐饮、休闲娱乐、影院等业态的大型购物中心。

2013年1月3日，在商场开业前九个月，浙乐公司与赛格运营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经营协议书》。委托期限20年，自商场正式开业之日起算。委托范围涵盖前期建设、招商、设计、开业筹备、商业运营管理及物业管理。

林孙忠称，这份协议的签署未经浙乐公司有效股东会决议通过，自己全程未参与协商、未签字确认，属于赛格方私自加盖公章订立。

更关键的是，此后又出现了一份《补充协议》。这份林孙忠称自己是在法院证据交换时才第一次见到的文件，将长安大学综合楼整体转租给赛格运营公司经营十年，赛格运营每年仅向浙乐公司支付200万元租金（暂定五年），租期内赛格运营自负盈亏、商场全部经营收入归其所有，用以抵扣其所称的前期垫资投入。

从约定内容看，赛格运营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挣管理费的职业经理人，变成了获取项目全部利润的承包商。原《后续经营协议》约定“所有收入归浙乐公司享有”，而《补充协议》将这一条彻底颠覆：商场全部经营收入归赛格运营，浙乐公司每年只收到200万元租金。一个年营收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商场，其名义上的权利人浙乐公司的年收入被锁定在200万元。

需要区分的是，这里的200万元是赛格运营向浙乐公司支付的“转租费”，与浙乐公司（后为赛格方）每年向长安大学支付的约200万元土地承包费是两笔独立费用。巧合的是，两笔费用金额几乎相同——这意味着浙乐公司从赛格运营收到的租金，刚好够支付给长安大学的承包费，浙乐公司（及其49%股东林孙忠）实际上分文不剩。

2013年10月1日，赛格国际购物中心正式开业。林孙忠未被邀请参加开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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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经营之争：一纸协议引发的十年诉讼

商场火了，但林孙忠没有拿到一分钱分红。他称自己作为持股49%的股东，十余年间从未获得分红，连查阅公司财务流水、经营报表的股东知情权都被完全剥夺。

2013年，林孙忠两次向浙乐公司账户转入合计1.25亿元股东出资款。据其陈述，钱到账当日即被全额转走，账户几乎无留存资金。

2014年2月，林孙忠以损害股东利益为由，将赛格商贸、赛格运营及浙乐公司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委托经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理由是协议签署未经有效股东会决议通过，造成浙乐公司会计账目缺失失真，损害浙乐公司及自身合法权益。

赛格商贸答辩称，《后续经营协议》已约定“共同委托赛格商贸的专业经营管理公司负责运营”，故《委托协议》符合两位股东真实意愿的表达。

就在陕西高院立案审理期间，赛格运营公司以同一事由，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将赛格商贸、浙乐公司、林孙忠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委托经营协议书》有效。赛格运营称商场雇佣员工近2万人、营业面积近25万平方米，前期筹建招商进行了巨额垫资融资，协议履行关乎社会公共利益。

林孙忠辩称该案应中止审理，但碑林区法院认为两案案由不同，不属重复诉讼。2014年7月24日，碑林区法院判决《委托协议》有效、继续履行。林孙忠上诉至西安市中院，但开庭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市中院依法按撤回上诉处理。

这一细节值得注意。林孙忠为何在关键时刻拒不到庭？是策略失误、精力不济，还是其他原因？公开报道未给出解释，但这次缺席直接导致碑林区法院判决生效，成为赛格方在后续诉讼中的重要筹码。

2015年1月5日，在陕西高院组织的证据交换中，林孙忠见到了那份《补充协议》。此后，赛格方在陕西高院庭审中以碑林区法院已生效判决为据，主张《委托协议》有效性已获确认。2015年7月23日，陕西高院驳回了林孙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关于赛格运营是否真正垫资——这是案件焦点之一——陕西高院的回应令人意外。法院称“案件只对赛格运营参与项目前期建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否垫资不是此案所涉及问题”。这一回避，实际上回避了《补充协议》合理性的核心前提：如果没有真实垫资，“以收入抵扣垫资”就无从谈起。

林孙忠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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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高法发回重审：司法公正的曙光与落空

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这份裁定是理解整个案件的司法锚点。

最高法认为三个问题：

第一，事实未查明。 《委托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赛格运营应将受托经营期间获得的收益交付浙乐公司。一审判决在确认《委托协议》效力时，未充分考虑协议约定和委托法律关系的特点，未在林孙忠诉讼请求的范围内查明浙乐公司的经营收入数额及损失事实，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未予查明——即“未准许审计导致核心经营收益未查明”。最高法明确要求对经营收益进行司法审计。

第二，适用法律不当。 一审判决对林孙忠主张撤销《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应予纠正。

第三，程序违法。 碑林区法院在陕西高院审理期间受理赛格运营诉讼并作出裁判，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重复诉讼的规定，陕西省高院应予纠正。

最高法裁定：撤销陕西高院一审判决，案件发回陕西高院重审。

这份裁定意味着：林孙忠在司法层面取得了明确支持，最高法认为一审法院既没查清核心事实（经营收益），又漏审关键诉请（撤销《补充协议》），还存在程序违法（碑林区法院重复诉讼）。案件发回重审，本应迎来全面审计核查——一个年营收数十亿的商场的真实经营数据、资金流向、收益分配，终于要被放到阳光下审视了。

但这一审计，至今未能执行。

因为一场破产，精准地卡在了重审启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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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离奇破产：一场“自杀式”的破产清算

2019年1月28日，成都隆亿源投资有限公司向成都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浙乐公司偿还借款本息。2019年6月18日，成都仲裁委作出（2019）成仲案字第97号裁决书，裁决浙乐公司偿还隆亿源借款本金1亿元及未付利息600万元。

仲裁地在成都，不在陕西。这个地点选择本身就耐人寻味——浙乐公司注册地在陕西，赛格系关联公司也主要在陕西，为何债权确认偏偏选在成都？

2019年9月12日，隆亿源公司依据仲裁裁决书，以浙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浙乐公司破产清算。此时距最高法发回重审仅过去一年零三个月。

浙乐公司——由赛格商贸控股、赛格方委派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破产申请提出异议。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这意味着陕西高院的重审程序被依法“冻结”。最高法明确要求的司法审计，就此搁置。

2020年5月9日，西安中院作出（2019）陕01破31号之十民事裁定书，认定截至2019年9月12日浙乐公司资产总额9.89亿元，负债总额14.32亿元，资产负债率144.87%，相关权利人没有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宣告浙乐公司破产。（注：2022年华夏时报报道中提及的另一处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为120.71%，两个数字的差异可能源于统计口径不同，待进一步核实。）

2020年6月12日，西安中院裁定浙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破产程序终结。2020年6月15日，浙乐公司被注销。

整个破产过程，从受理到注销，仅用了九个月。全程无异议、无重整计划、无和解申请。

这场破产之所以被质疑为“离奇”，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

离奇之一：四大债权人均为赛格系关联方。 破产过程中申报债权的四个主要债权人分别是：成都隆亿源、赛格运营、赛格商贸、西安鑫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三者是明摆着的赛格系关联公司——赛格商贸是浙乐的大股东本身，赛格运营是受托经营者，鑫邦投资是赛格商贸持股51%的子公司。而浙乐公司的大股东也是赛格商贸。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的关联公司们合力把被控股公司破产了——2022年华夏时报调查将此形容为飘出“自杀”的青烟。

离奇之二：隆亿源与赛格系的关联。 隆亿源表面上是一家注册在成都的独立公司，但多条证据指向其与赛格系的关联。华夏时报2022年调查披露：隆亿源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联络人“庞娜”，同时担任过赛格商贸持股80%的子公司“西安赛格原始农业部落创建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2019年6月13日——恰好是隆亿源向西安中院提请浙乐破产前三个月——“庞娜”从隆亿源备案联络人中消失，变更为黄里涯。2021年2月，“庞娜”退出赛格系公司监事会主席。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警方。浙江乐清警方曾对林孙忠被报案诈骗一事进行案前调查，后出具“不予立案说明”。该说明中明确写道：“西安赛格商贸在取得陕西浙乐控制权后，利用管理浙乐公司职务上的便利，在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本属于浙乐公司收取的商场高额收益以极低的固定价格转租给西安赛格商贸控制的西安赛格运营公司，部分收入再转入赛格方控制的成都隆亿源公司、赛格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陕西中淼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中京坊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警方初查材料直接将隆亿源表述为”赛格方控制“的公司。

离奇之三：1亿元资金的“变形记”。 林孙忠在举报中曝光了一个资金流转闭环：他早年投入的约1亿元被从浙乐公司账户转出，经6家公司层层流转汇入成都隆亿源，再由隆亿源全额转回浙乐公司。转回仅10分钟后，这笔钱在赛格方控制人赵贵的操控下被全额划转至赛格运营公司。几经腾挪，股东投资款变成了隆亿源对浙乐公司的“借款债权”。等到浙乐进入破产程序，这笔“自己转出去又绕回来”的钱反过来成了外部债权人申报的债务，成为推动公司破产的工具。

这一资金流转的指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关键在于：2010年8月赛格商贸收购51%股权后，浙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赛格商贸。林孙忠虽持股49%但被完全架空，不参与日常经营，也不掌握财务审批权。他个人投入公司的资金被转走、被腾挪，在操作层面完全可能发生——因为操控公司账户的不是他，而是赛格方。林孙忠的角色是“出资人”而非“管账人”。

离奇之四：时间线的精准卡位。 2018年6月最高法裁定发回重审，明确“经营收益应交付浙乐”——林孙忠这方本应迎来翻案转机。但仅一年后，2019年9月西安中院即在重审期间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直接中止了最高法指令的重审程序。仲裁确权（成都）→破产申请（西安）→重审中止→破产宣告→公司注销，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如天鹅绒般丝滑”。

离奇之五：破产后的连锁效应。 浙乐公司被宣告破产、注销后，破产案件相关法律文书被作为证据提交给陕西省高院。高院据此认为赛格运营公司不必再向浙乐公司返还购物中心的全部收入，也据此否定了林孙忠要求审计购物中心收入的申请。至此，林孙忠作为浙乐公司持股49%的股东资格和权利全部灭失，其为项目前后共支出的投资款全部灭失。一个年利润数亿的商场的操盘公司，就这样在法律意义上“死亡”了。

2020年，碑林区法院再审认定两案构成重复诉讼，撤销此前判决，驳回赛格运营公司的起诉——但这一迟来的纠正，对于已经破产注销的浙乐公司而言，已无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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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名举报：十年维权之路的舆论转折

从2014年提起诉讼到2026年公开发声，林孙忠的维权之路走了十二年。

2026年3月，林孙忠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交全套举报材料。7月3日，在商户严鹏坠亡事件将赛格推上舆论风口之际，林孙忠选择公开发声。他手持身份证发布两条实名举报视频，直指赛格集团负责人赵贵、刘耀文涉嫌职务侵占等多项经济犯罪。7月4日，他再度发布视频，现场展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回应网友支持。

视频中，林孙忠展示了那份2018年最高法出具的民事裁定书——他的核心司法依据。他重点追问：最高法早已发回重审，案子为何卡了七年没结果？

他曝光了资金流转闭环，陈述了“我投入公司的钱，绕了一圈，变成了公司欠别人的钱”的荒诞现实。他称赛格董事长曾放言“我拿你的钱跟你打官司，看你能不能耗得过我”——对方手握商场稳定现金流，长期发起多轮诉讼缠讼，依靠资金优势持续拉锯拖延案件进度。

这场舆论转折的背景值得注意。商户坠亡事件引爆了公众对赛格经营模式的质疑，而林孙忠的举报则将矛盾从“商户-商场”层面拉升到“投资人-大股东”层面。两类舆情看似独立，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赛格运营方掌握绝对话语权，缺少对等协商与监督制衡机制。一个商户因此坠亡，一个亿元级投资人被迫实名举报——这是“单边强势”模式走向极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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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赛格方面的回应

针对林孙忠的指控，赛格方面此前曾发布公开声明，核心立场为：相关报道内容严重失实；双方矛盾仅属于企业内部民事股权纠纷，否认职务侵占、虚假破产等刑事指控；商场依法自主运营，与浙乐商贸股东纠纷无关。

关于出资问题，赛格方面称项目建设期间林孙忠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部分报道表述为“未足额履行”），项目建设资金缺口严重，赛格方面为项目垫资7.9亿元完成后续建设。另有报道称赛格商贸投入逾20亿元对综合楼进行改造，建成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赛格国际。

关于《委托经营协议书》，赛格方面称《后续经营协议》已约定共同委托赛格商贸的专业经营管理公司负责运营，故《委托协议》符合两位股东真实意愿。赛格运营称前期筹建招商进行了巨额垫资融资。

截至本文发稿，针对林孙忠7月3日最新实名视频举报的具体内容，赛格集团及被举报人员暂未发布新的官方回应。林孙忠举报的全部内容仍为其单方陈述，事件完整真相与责任划分需等待官方调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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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疑点罗列

综合以上查证，本案至少存在以下待解疑点：

土地合规层面：

1. 长安大学教育划拨用地长期用于大规模商业经营，是否构成擅自改变划拨土地用途？是否需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正式认定？
2. 赛格每年仅向长安大学支付约200万元承包费，是否构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股权与资金层面：

3. 林孙忠称1.25亿元投资款入账当日即被全额转走，公司账户几乎无留存资金——这一事实是否有银行流水佐证？最高法要求的司法审计能否验证？
4. 1亿元经6家公司层层流转至隆亿源、再转回浙乐后10分钟即被划走的资金闭环，是否真实存在？这6家公司分别是谁？
5. 隆亿源与赛格系的真实关联关系是什么？“庞娜”的交叉任职说明了什么？警方初查材料中“赛格方控制的成都隆亿源公司”的表述是否已构成正式认定？
6. 赛格方称垫资7.9亿元完成后续建设，这笔垫资是否真实？是否有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如果存在真实垫资，为何陕西高院一审时称“是否垫资不是此案所涉及问题”？

司法程序层面：

7. 最高法2018年裁定明确要求“对经营收益进行司法审计”，为何这一审计至今未能执行？
8. 2019年9月西安中院在最高法发回重审期间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是否存在以破产程序“合法”搁置最高法指令的嫌疑？
9. 成都仲裁为何选在成都而非陕西？1亿元借款+600万利息的仲裁裁决，证据材料是否经实质审查？
10. 破产程序中，四大债权人全部为赛格系关联方，破产审查时为何未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联关系进行穿透核查？
11. 浙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破产申请提出异议——但浙乐的法定代表人由赛格方委派，这是否构成“自己申请自己破产”？
12. 林孙忠2014年上诉至西安市中院时为何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按撤诉处理？这次缺席是否存在外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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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语

一座年营收百亿的商业体，一块至今未变更性质的教育划拨用地，一份未经全体股东签字的委托经营协议，一场最高法已发回重审却七年未能执行审计的案件，一次四大债权人全部指向同一利益体的“自杀式”破产——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西安赛格事件的全貌。

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的商业成功毋庸置疑。它拉动了小寨商圈的整体繁荣，带动了大量就业与区域消费增长。但企业创造的商业效益不能凌驾于土地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和司法公正之上。一座城市商圈的长远发展，根基必须建立在依法依规使用国有公共土地资源的基础上。

截至本文发稿，赛格方面尚未就林孙忠最新举报的具体内容作出详细回应，仅予以笼统否认。纪检监察部门是否已对2026年3月提交的举报材料启动核查，陕西高院的重审程序是否有可能恢复，破产裁定的合规性是否会被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起纠缠十余年的纠纷最终走向何方。

秦腔汇将持续关注此案。随着事件发展和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披露，我们再做更新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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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息来源：大众网·海报新闻（2020年6月）、界面陕西/新浪科技（2020年1月）、华夏时报/新浪（2022年5月）、南方周末/腾讯新闻（2026年7月）、搜狐（2026年7月）、网易（2026年7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定书、长安大学信息公开网、中国商业联合会及联商网公开数据等。文中林孙忠举报内容均为其单方陈述，赛格方面已予以否认，事件完整真相与责任划分仍需等待官方调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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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为秦腔汇基于公开信息所做的独立调查，旨在梳理事件脉络、呈现各方立场，不代表对任何一方主张的背书或定性。文中涉及的举报内容、诉讼主张均为当事人单方陈述，赛格方面已予以否认；相关指控是否成立，须以司法机关或行政主管部门的最终调查结论为准。本文所引用的数据、裁判文书信息、媒体报道内容均标注了来源，如有事实性错误，欢迎相关方联系我们更正。本文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投资建议。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或摘编。… Read the rest